当法警将主犯曾小孩押入被告席，他抖着腿像在听戏一样，还不时恶狠狠瞪着受害人一家。当听到死缓的结果时，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瘦小男子突然挣脱束缚，用方言对审判长破口大骂：你们敢判我死刑？XXXXXX！

姜甲儒妈妈因身体不好，在庭审时情绪过于激动晕倒在法庭上……现场顿时愤怒了，这种人渣为何不判处死刑？

曾小孩反常态度的背后，是被告席上四人中唯一面临死刑判决的绝望——同案犯因具有从轻情节获得从轻处罚，而曾某因拒不认罪且态度恶劣，被检方建议判处死刑。他当庭的嚣张举动，与其说是对司法权威的挑衅，不如说是垂死挣扎。

旁听席上此起彼伏的啜泣声，与被告席的疯狂嘶吼形成刺耳的和弦。有网友评论道，这种人就该凌迟处死，才能解心头之恨。也有人说，给他判死缓，让他在监狱里接受折磨，远比执行死刑更有教育意义。

被害人家属和民众的集体愤怒源于双重背叛——邻居身份的信任崩塌与拐卖儿童罪行的反人性特质。曾小孩等4名罪犯，居然是被抢夺的姜家儒的邻居叔叔。而爷爷因为孙子被抢走，常年陷入自责和苦闷之中，几年后悲惨离世。

在民间的朴素认知中，人贩子比杀人犯更该千刀万剐，他们摧毁的不仅是生命，更是家庭延续的希望。关于人贩子该不该死刑的话题，超过百万条留言主张以暴制暴，其中最能引发共情的是：买孩子的判刑轻，卖孩子的判刑也轻，被拐家庭要承受的却是永远的地狱。

民众的这种情绪在姜甲儒案中达到峰值：当得知主犯可能因未造成被害人死亡而免死时，有网友建议焚烧纸扎的曾某人偶。而姜甲儒的妈妈则表示，必须让他死刑。这火光照亮的不仅是夜色，更是公众对司法惩治力度不足的焦虑。

我国刑法第240条规定，以出卖为目的，使用暴力、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、儿童的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死刑，并处没收财产。

虽然拐卖妇女儿童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死刑，但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存在严格限制。从已公开的裁判文书看，近年来全国拐卖儿童罪死刑判决率并不高，主要集中于造成被害人死亡或伤残、拐卖多人等情形。

我国2015年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已取消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死刑缓期执行限制，但最高法仍保留着死刑复核的谨慎态度。这种制度设计的背后，是法律对人贩子最后底线的坚守——即便十恶不赦的罪犯，仍应享有程序正义的权利。

比如说，在拐卖案中，主犯因刑讯逼供证据被排除而改判，正是这种法律底线的体现。正如受害人家属在采访中所说：我们恨不能生啖其肉，但法律必须比我们更清醒。

在姜甲儒案中，曾小孩虽态度恶劣且拒不认罪，但若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直接导致儿童死亡或严重残疾，则可能因缺乏法定加重情节而免于极刑。这样的处理，也符合当代“疑罪从无、慎用死刑”的刑事司法精神。

这种法律理性与公众期待的落差，就像某位刑法学者说：当民众看到人贩子还在呼吸时，他们看到的是正义的延迟而非缺席。

当死刑裁定书最终呈现在曾小孩面前时，这个曾狂吠着要同归于尽的男人仿佛是要展现出他“硬汉”的一面，以至于法警不得不两度捂嘴，但其态度仍然非常嚣张。

曾小孩的狂妄和凶恶，表现出其内心的凶残和害怕，恰似整个社会情绪与法律理性激烈碰撞的缩影。人们期待看到人贩子被立即执行死刑的痛快，而法律却必须像判官一样权衡每个量刑情节。

虽然姜家儒在买家过得并不幸福，即使法院收到的请愿书堆起来有半人高，但判决书只能写'依法判处'四个字。

这种张力在姜甲儒案中尤为尖锐：当曾某因未直接导致儿童死亡而保住性命时，姜家一家老小无法接受，而互联网上要求实行立即执行的声浪更是声势浩大。

正如一位法学教授在央视节目中所言：民众的愤怒是天然的正义感，而法官的克制是文明的最后防线。这种鸿沟或许永远无法填平，但每次法槌落下时，我们都在寻找那个既能震慑犯罪、又能守护法治底线的平衡点。

幸运的是，姜甲儒在家人的努力下，最终回归到了家庭。可是人贩子给这个孩子和整个家庭带来的伤害，将会成为终生挥之不去的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