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·诺思，提出了路径依赖学说。他认为，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，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。报酬递增，指的是制度的得利者，越完善这种制度获利越多。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报酬递增的机制，使得制度一旦走上某一个路径，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强化，比如欧洲的分封、印度的种姓、日本的万世一系，以及中国的利出一孔。

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在《管子》一书中说：利出一孔者，其国无敌。法家天才人物商鞅也《商君书》中说：利出一孔者，其国无敌。所谓利出一孔，就是只有一个获利的渠道。无论是《管子》，还是《商君书》，它们唯一的受众是君王。所以，利出一孔是给君王的建议，若君王掌控了全部的利益，那么他就是无敌的，而利益分散的越多，君王的地位就会越不稳。

管仲虽然提出了利出一孔的主张，但针对的是战争，也就是仅用于战时状态，而商鞅却创造性的把利出一孔，升级成了常态。而且从此之后，利出一孔便成了两千年的皇权统治法则，它既是帝国模式得以维系两千年的密钥，也是小农社会难以突破的枷锁。

第一、官爵

商鞅的军功授爵，让君王垄断了爵位，打破了世卿世禄的旧秩序，将个人命运和战争机器捆绑了起来，表面看具有一定的进步性。可是睡虎地秦简的出土，让这种进步性大打折扣。其实也很好理解，爵位是爵位，官位是官位。比如蒙毅因为家世的关系，入伍就是副将，而普通百姓只能是前线的士兵，他们的确都没有爵位，但公平吗。而且，要获得最低的爵位公士，对普通士兵而言，条件非常苛刻，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：一是秦国胜利，二是自己一伍中没有人死亡，三是必须取得敌军甲士以上级别军官的首级。因此，这种制度设计，依旧是少数人的权力游戏。

科举制度的设立，将利出一孔的触角覆盖到了知识阶层，把做官的通道，集中于礼教伦理的狭窄孔道。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，成为了知识阶层千年不变的价值取向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想要出人头地，想要名利双收，有且只有一条通道，那就是为皇权服务，俗称当官。对知识阶层而言，一切为了当官，当官就可以拥有一切。这种用利益规训的手段，使得知识阶层沦为了皇权的忠实附庸。

第二、商业

汉武帝的盐铁官营，将利出一孔的触角，全面伸向了商业领域，朝廷垄断之后，岁入盐铁钱二十三万万。后世的朝代更是不断扩大官营的范围，逐步覆盖了各个要害领域，比如唐代的茶、宋代的酒，元明清的海外贸易，朝廷始终把控着暴利行业。1043年，北宋名臣范仲淹上书宋仁宗说：山海之货，本养万民，今尽属公上。一语道破了盐铁官营的本质。这种利出一孔的经济制度，既可以保证朝廷财政的需求，又有效压制了民间资本的膨胀。

商人阶层的命运沉浮，折射出了利出一孔政策的深刻影响。商人不得衣丝乘车，关卡制度、强制纳捐、重税手段等等，控制了商人的发展通道，商人必须依附权力才能生存。历史上的富商，下场大都不太好。即便是晋商、徽商、南方商人集团等等，也是权力的附庸。比如明朝严控与境外的贸易，但晋商却得到了户部的凭证，还取得了边军的保护，其中的利益勾连显而易见。

第三、工农

土地制度的演变，清晰地展现了利出一孔对生产资料的绝对控制。睡虎地秦简出土的户籍登记非常完备，家庭成员、财产状况、牲畜工具等等一应俱全，唯独没有田地。也就是说，秦国的授田制，土地由国家授予编户，但实际上农民依旧没有所有权。后世朝代的均田制，将土地分配权完全收归官府，土地无法流转，农民无权交易，这种土地制度的目的，一是为了保证朝廷的税源，二是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。人口流动被严格限制在方圆百里之内，这种"画地为牢"的政策，道出了农民阶层作为税赋根基的宿命。

工匠阶层的悲惨命运，同样映射出了利出一孔的严密控制。睡虎地秦简记载，秦朝便设立了专门管理工匠的机构。汉武帝元狩四年，工匠身份便开始世代绑定，工匠的后代只能是工匠。隋唐将工匠划入了贱籍。明代实施"住坐匠"制度，把工匠的活动范围限制在30里之内。清代更是规定，工匠三代内不能参加科举。

想要当官，离不开君王的赏赐；要想爵位，就要替君王上战场；要想务农，离不开君王的授田；要想当工匠，需要接受君王的严密管理；想要经商，只能从事一些薄利的生意，还要依附于权力。就这样，士农工商兵各个阶层，全部被置于利出一孔的制度之下，再也没有不受控的不稳定因素，从而打造了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。

为什么君王这么热衷于利出一孔？西欧的发展历程，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镜鉴，由于西欧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，商人阶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，自然而然想要谋求社会权力，在与老牌贵族漫长的交锋之后，双方成立了议会，从而限制了君王和贵族们的特权，进而逐步将全社会都置于了法治之下。

而古代的帝王，都有一条清晰的统治直觉，那就是一旦商人阶层做大，存在不受控制的巨额财富，便可能威胁他的统治。而且，商业活动遵循的原则是自愿平等，这显然与礼教等级格格不入。